刀耕火种是一个形容原始农业生产的成语，这个成语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：在远古洪荒的自然景象的背景下，远古人类身穿兽皮、衣不遮体，挥舞着大刀长矛砍树放火，然后用木头锥子在地里扎眼，随便撒下种子，不耕地、不施肥、不除草，顺其自然地等待收获。与之相关联的是落后、野蛮、愚昧、生产力低下之类的负面词汇。当环保、生态的话语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，刀耕火种又被作为生态与环境的大敌而遭到挞伐。我们似乎本能地也会觉得刀耕火种会破坏环境，其实当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同样既不了解什么是刀耕火种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态保护。然而，农民是爱护自己的家园的，作为农民的后代，我常常本能地从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如果刀耕火种真的会破坏环境，从长时段考察，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区，应该是满目疮痍、一片狼藉才对。然而，恰恰相反，这些民族所生活的区域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。正所谓"一面刀耕火种，一面青山常绿"。所谓传统，必须要能够传下来。无论其形而上的文化传统是巫术、神话还是宗教，在其形而下的层面，它必须有足够的生存智慧，能够解决好与自然的关系，只有这样，这个民族才能够持续，能够传承，才能够成为传统。

　　到底刀耕火种是怎样耕、怎样种的？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的学术著作《人与森林--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》对景颇族、佤族、独龙族等村寨的刀耕火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，得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结论。他认为，刀耕火种是一整套极为复杂极为成熟的农业形态，其文化生态内容远比灌溉农业丰富。本书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，探索我国"刀耕火种"历史原由及现状，揭示山地民族与森林的互动关系，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。

　　云南地处西南边陲，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，历史上被称做荒外蛮徽。中原王朝历来有比较强烈的区分中心和边缘的意识，"中国"一词，就是集中的体现。感觉上地理位置居中，民族便显得尊贵和高傲，文化也自视高人一等，于是就有了"北狄、西戎、东夷、南蛮"的称谓。云南作为南蛮边地的印象，一直沿袭下来，以至很多人今日说到云南，仍然马上会想到山川险阻、瘴疠迷漫以及大象、孔雀、异域风情......... 然而，也并非所有的内地人都不了解云南，"美丽、神奇、丰富"，就是内地作家徐迟对云南的由衷赞美。最近几十年，随着交通的改善，信息传媒的发展，云南就像一位美丽的少女，走出了深闺，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刮目相看。《人与森林--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》，把我们带进了我国最后的刀耕火种"王国"，透过烟与火的迷雾，深刻地揭示了山地民族与森林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。尹绍亭教授是一个严谨的写作者，也是一个对自然传统和大地伦理怀着敬意与尊重的研究者。他对不同农事经验的分享，旨在解析不同地域、物候和环境的复杂面貌，重建生态保护的内在信念，并不时流露出自己对现代文明和科技理性的双刃剑的焦虑。尹绍亭教授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拓荒者之一。他学术视野宽广、思维缜密，同时又极富创新精神。他推崇在大量汲取古今中外学术营养的基础上，重新检视鲜活的田野经验，不盲从迷信外国理论，坚持独立的学术思考，强调原创性，同时还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、博物馆建设、物质文化研究与保护等几个领域都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。

　　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尹绍亭称之为"无轮作轮歇类型"，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，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，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"懒活地"，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劲儿，就可以获得收成，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。只是在人口增加，土地不够的情况下，才会出现"轮作轮歇类型"--这时他们也会用锄用犁。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放火烧荒，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精心规划。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。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，如果真的耕了，反而有害。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，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。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。烧晚了会误农时，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，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。一块地又砍又烧，只种一年，外人会觉得可惜，而尹绍亭则认为，耕种时间越短，树根越容易复生，植被越容易恢复，水土流失越少。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，可以保证地力常新。这样，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，有山林可供采集、狩猎，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。种地当然也是学问，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，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（陆稻、豆、粟等），又有地面爬的（南瓜等），还有地下钻的（山药等），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，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，故又称"百宝地"。尹绍亭指出，百宝地的综合收益远比固定耕地要高，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，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。从事刀耕的农民，并不是不知道和不能掌握锄耕的原始人，而是不愿意选择锄耕和犁耕。把刀耕说成原始农业，其实是不懂得免耕的奥妙。在尹绍亭看来，刀耕、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，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。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，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一个后果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在当今时代，传统地区也遇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。这固然有传统本身的缺陷，但更多是受工业文明所累。所有的生存都是具体的，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之中会产生具体的传统，不可以一概而论。尹绍亭指出："贸然取消轮歇之法而固定耕地，自以为以进步取代落后，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，好心办坏事。50年来，在刀耕火种地区曾多次推行固定耕地的运动，然而在很多地方其结果是固定一块破坏一块，固定一片恶化一片，几年之后固定不下去，仍然不得不将其抛荒，而像这样经过固定而抛荒的土地，由于过度垦殖，很难再生树木，大都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。"十几年前，云南还曾大力倡导"两化"上山，推广作为先进科技标志的化肥和农药，最后以土地板结、生态恶化而告终。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，是中国的幸运。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，无异于把古董用作了劈柴。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财富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，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　　"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"是尹绍亭教授身体力行，将人类学知识付诸社会实践的创造性尝试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迅速消亡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，1997年，他率先提出了建设"民族文化生态村"的构想，次年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，在云南选择了6个民族村寨作为试点。经过多年建设，他摸索出了一套村民自主，学者指导，政府领导的模式，出版了系列专著，吸引了不少学者到试点村寨进行调查研究，基本实现了以保护和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、保护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，谋求乡村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宗旨。

　　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是尹绍亭教授近年来关注的领域，他先后与日本京都大学、日本地球环境研究所等合作，组织了精干的学术队伍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，出版了《民族生境--从金沙江到红河》《雨林啊胶林--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》《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》三本论文集，都聚焦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环境的变迁及其相互影响，并尝试推动生态学、植物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合作。

　　汲取传统农耕文化的精华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，这是《人与森林--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》一书给予我们的理论启迪和实践勇气，在幅员辽阔、多元并存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，各种农业生产智慧共同丰富了我们生态保护的思想库。我们透过先民们刀耕火种的依稀面影，看到了远古的生产方式赋予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艰辛历程。